火烧连营李易峰

文 | 刘梦龙

最近李易峰的丑闻可谓满城风雨，连我在的穷乡僻壤都要清查有没有使用过他形象的宣传品，务必消除影响。对于一个流量明星来说，最终能造成这么坏的影响，真是让人叹息。

这起事件需要的远不是批评明星个人生活作风道德这么简单，问题是这样一个流量明星，居然还扮演过伟人，还有一些部门单位宣传把自己和他的形象绑定在一起，想借一借东风，结果成了连环战船，东风来了，火也来了，一损俱损。

靠流量明星搞宣传这事，迟早要出事，和把房子盖在悬崖边上也差不多。流量明星和我们原来认识的那些大腕不一样，我们过去认识的那些大腕，比如偷税的冰冰，多少都吃点时代红利。这些明星已经是过去式了，她们如今更多是有演员身份的资本家，自由度更高。当代的流量明星，要更纯粹，更与时俱进，其本质是消费主义的标志物，是资本的流水线造神，目的就是鼓励受众沉浸声色犬马，应花尽花。

所以，流量明星要是洁身自好，就很难干好这行。他哪怕想洁身自好，资本也得逼着他搞各种绯闻，参与各种见不得光的活动。整个圈子都是这么一种氛围，常在河边走，哪能不湿鞋。哪怕真想有点私人情感生活，公司也会干预，偶像的恋爱权也是公司运营权的一部分。现在的流量明星们身处的环境，更接近日韩那种对人身控制的管理模式，但又没有吸收日韩的专业高度，反而把流量运营发展到极致。

这种形态代表国内娱乐资本产业的新高度，在这种生态下流量明星本人也很难不变成资本腐坏下的异形。我们不是说所有流量明星都有道德行为问题，但在这种机制下，出事情，尤其在私生活上出篓子，确实是概率很大的事情。

站在一些部门宣传的角度，尤其是在人家已经主演主旋律电影之后，再选这样的流量明星当宣传大使这事似乎很正常，你不能说有关部门没有用心，起码还是想扩大社会影响力的。但选流量明星，说到底还是没想清楚宣传工作的本质性需求，其考量除了宣传的效果，利益的交换，可能人情世故也占不小的比例。

甚至，很多时候也是一种花小钱，办大事的心态。实在逼急了，就出点血，临时抱个佛脚。这也是当代我们搞宣传，特别是各种公益性时常见的指导思想。像部门形象推广之类，是不产生直接利益的，也不同于国家的大政方针，有强制性，而是一种柔性宣传，有专业性，又很难量化考评。这种事情，可不是尽量要花小钱，办大事吗？各种问题往往也是这么来的。

我们当代的宣传工作，很难说不重视。这个行当养活了许多人，不少人也是有本领的。但要说重视，又有很难摆脱这种花小钱，办大事的固有节奏。这种情形，特别在我们的地方宣传和部门宣传上是很常见的。人和钱到处都很紧张，越是下级越是这样，对很多下级部门来说，宣传更重要的是完成上级任务，而不是一种传播手段。

很多人习惯把宣传当是一件次重要的事情，不能不做，但应该省着做。而这种思想发展下去就成了宣传给谁看的问题。最节约的途径就是把宣传真正的对象缩小到最小范围内，那就是对上不对下。不但节约了经费，还养活了许多关系户，甚至沟通了各级的情谊，一举多得。

宣传的问题，很多人，包括我们这个号也谈过不少。确实有思想上的问题，但体制上的问题也不应该避讳。很多时候不是我们的宣传干部不行，是他们真的没办法。很多人觉得我们的政府宣传工作，越向下越形式主义，越劳民伤财。但我们不妨考虑下，他们原本的设计是什么样的？

比如说，我们很多地方爱搞文艺汇演，尤其是县市一级，除非是天津这样的曲艺之乡，不然基本就是劳民伤财，瞎子点灯白费蜡。但他原本设计的结构是什么？四十多年前，甚至七十年多前，这套体系刚刚被设计的时候。整个社会是娱乐不多，宣传的有限渠道也完全被政府垄断。各地交流不便，政府能掌握的文艺资源也很有限。那时，这个汇演，能看到的，会参与的，本身就是一种待遇。通过这个待遇，又能比较和缓的传达一种政治信号。

同样，当时的社会结构，信息的传达，总体上还是梯次的，市传达给县，县给乡，乡通过乡村干部，传达给村里的老百姓，一级对一级，清晰明白。在这样的环境里，宣传是和政府对社会的严密掌控联系在一起的。甚至说，这种情况下，一些比较落后的地方，他的宣传哪怕只是说教，也是够用的。

但现在的我们社会环境是什么样的？原来那套固定清晰的旧结构已经完全被打破了，大量的人员流动，你没办法准确掌握在所有人，始终要面对不定的人群。大家看的东西多了，社会上信息爆炸，乱花渐欲迷人眼。哪怕有着政府这个权威背书，我们的宣传样式也必然要多样，要引起大众真正的兴趣。特别是像部门形象塑造，意识形态引导，这类柔性的，潜移默化的东西，无论本意多好，你想靠强行灌输，群众扭头就走，看都不看你一眼。

与此同时，原来宣传的工具，渠道全部垄断在体制内。像过去每个县都有小五金一样，各级手里几乎都有一套。而现在的情形，体制内，特别是中下层地方政府，几乎已经丢光了对一般大众的宣传工具，连渠道也不能完全掌握了。许多工作，靠宣传部门的两三条枪，他本质是协调的行政部门，并不具备多少业务能力，地方的融媒体也往往难堪大用。越是下层，越是具体的部门，这个问题越明显，很多时候就只能像被砍断了八只脚的章鱼，只能摇晃身体，装作还在动的样子。这就是我们常见的各种形式主义宣传，而这样的无用动作，自然就越容易出现关系户，层层转包、利益交换之类的问题。

但很多时候，你不可能只靠装模作样就能糊弄，有些宣传工作该干还是要干，这时候怎么办？这时候就得求助于拥有宣传工具，对渠道掌握很深，有广泛影响力的资本了。我要最快把我这个部门的形象展示给一般群众，但体制内的宣传又更像是自娱自乐，怎么办？那最快，最好，甚至最省的办法，可不就是找一个当红明星来代言吗？

同样，对资本来说，这样的任务也是大有好处的。我旗下的艺人代言了之后，相当于有多了一层人设，得到一重权威的背书，甚至我这个公司还能得领导一个人情，这也算一种人无我有。你看，我们的有关部门不需要有专门的队伍，任务也很好的完成了，惠而不费，两全其美，自然双方都满意。

对宣传工作的这种借力省力，本质是什么，是一种算账家的思路。但在治国理政上，是不能讲这种算账家思路的。什么都要算一算，算来算去，就要把人民给算丢了。

现在的问题就出在我国的资本难以信用上。资本有自己的想法了，在消费主义这条路上，越跑越远，以至于两个脱离的现象越来越明显。一个脱离，是艺人脱离人民群众，彻底成了另一阶层，生活在另一个国度的存在。另一个脱离，是创作脱离实际，脱离了日常生活，只能谈才子佳人，没法反应柴米油盐。

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。这不是娱乐公司不想赚一般人的钱。是他们看到了外国同行的先进经验，有样学样，在努力塑造社会，试图把人塑造成便于他们收割的样子，躺着就想把钱给赚了。

这个情形，就不仅是艺人会出篓子，惹麻烦，进而连累想借他们影响力的政府部门吃挂落的问题，而是资本的价值观，是与政府所代表的主流意识形态，特别是与社会主义价值观相背离的问题。

自然，政府宣传再去想利用资本这个工具，就难免要翻车。于资本而言，这种翻车其实无关紧要，流量明星的本质是流水线产品，坏一个丢一个，成本并不高。而政府遇到这样的倒霉事，赔本就赔大了，赔的是群众对国家的信任，革命先辈的遗泽。

社会主义不是贫穷，应该提供充足的文化消费产品给人民群众，人民的精神需求和物资需求一样，是要得到满足的。就像过去的样板戏，老电影，当然是精品，艺术品，但数量是远远不够的。而像今天的流量明星，多则多矣，却是不属于人民的产品。这两种情形都是不对劲的。

我们的国家当然要发展文化市场，要鼓励本国文化产业的不断进步。但越是这样，我们就越要加强文化产业上的拨乱反正。如果不能控制住资本的无限制扩张，任其发展下去。我们不但不能发展好文化产业，将使我国的文化产品不断劣币淘汰良币，最终还要使我们的社会面临意识形态的撕裂。

李易峰的闹剧，要想真正避免，不是单纯的慎选，或者和流量明星做切割能解决的。这样你一样会面临无人可用的困境，而当代正是多事之秋，我们的宣传工作需求摆在那里。像我们这样一个文化产业还比较落后的国家，应该学习新中国建立之初那种态度，既要有创造出一些新东西，更要去改造一些原有的东西。我们的社会治理结构要有比较大的变化。

过去，我国作为被文化倾销的第三世界国家，在文化主权上是一种被压抑的状态。我国文化市场的资本家，必是要向往外国前辈，受国际资本的支配影响。但这是我们的社会主义体制所不能容许的，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化市场，说到底是要属于人民，为人民服务的。

随着东西方的决裂，我们必然要把舆论宣传这个体系重新夺回来，掌握住文化市场的主权。不要把流量明星不当一回事，固然他们是市场发展的产物，但包括娱乐，不能认为就是玩，就是奶头乐。娱乐是不是奶头乐，公众人物到底传达什么样的价值观，是一种什么样的形象，人民的楷模是人民艺术家还是流量明星，恰恰就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分野。

社会主义国家的娱乐，它也是一种无形的教育和影响，是重要的宣传形式。这样的渠道，它是一种战略工具，是话语权的一部分，是国之重器，是应该掌握在人民手中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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